如果让你说出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字，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，各有所钟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文字浩如烟海，这不足为怪。

　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，把世界目光吸引到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、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。那历史的如椽之笔，饱蘸古墨，以遒劲不衰的中锋，在原本是幽燕荒野、华北水乡的北京，工整肃然地镌刻下一个大写的“中”字。在凝视这个伟大创意时，不能不思考，何以为“中”，“中”为何意？为什么说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？

　　北京中轴线，是古代中国在建设史和建筑学上的贡献。从穴居、巢居到地面筑屋，从散居到聚居，从聚落中心线到城市中轴线，世代中国人巧用自然、接续勉成。中轴线蕴含天人相通的哲学思想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、规整平衡的总体布局、规范有半岛全站平台序的形制法式、独特细致的风格呈现、和合相谐的系统构成，是建筑学上的经典范本。

　　今天的“中”字，笔简意赅，却意涵有力。甲骨文的“中”字，形如旌旗直立在木杆上，上下旗面之间，留有一方缺口，示意为“中间”。《尔雅》未列专解，但释义中多处用到，为“其中”“内部”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，“中，内也。从口，上下通”，古义有以下通上、由外通内，以及“日午”之意。《康熙字典》里的“中”，还有中正、中的；成功、告成；应合、遭遇、要领等含义。其语义发展至今，既是一个时空、地理概念，也是一个哲学、实践概念。

　　取意居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中心”，是天地之中、万物之心。“居中”，是文明的萌芽、“中国”的源起。

　　南北何以为界，东西何以两分？“五方”以什么为圆心，“六合”靠什么分辨其位？天圆地方、四面八方离不开这个“中心”。《史记·集解》曰，“帝王所都为中，故曰中国”；“何尊”有铭文曰，“宅兹中国”；《诗经》曰，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”；《尚书》《逸周书》载，“大邑”“土中”，以及“地中之国”“地中之都”等，这是“中国”的由来。国家要有国都，空间要有重心，群体要有中心。“中心”观念、“中国”意识，是邦国、国家形态出现的前提。这是观念在发芽。

　　中国先民的“求中”意识，是一种信仰。4300多年前，是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过渡期。考古认为，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，很可能是尧的都城。尧帝通过圭尺、立表测量太阳的影子，确定这里是“地中”，于是建立了都城。这里的宫城、外城、城垣、城门、道路、功能区的布局表明，尧都是国家的雏形，是“最初的中国”。《清华简》载，舜帝“求中”于“鬲茅”，即今历山，设舜都；禹帝则“求中”于今郑州登封嵩山的王城岗，设为禹都。考古工作者在嵩山附近还发现，夏商在此附近建都众多，如巩义双槐树遗址、新密新砦城址、偃师二里头遗址等。商代的君王上甲微重新勘测，也认为“地中”为嵩山。西周王朝择丰镐为中，东周王朝选洛邑为中，以“中”建都。春秋时期，河南濮阳、山东定陶一带，因“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”，被认为“陶为天下之中”。秦汉时期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，秦汉、唐宋相继在咸阳、长安（今西安）、洛阳、开封一带建都，继承了“择中建都”的原则。金中都建于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因为金人认为“燕京乃天地之中”，也从此奠定了元、明、清定都北京的基础。几千年来，“地中”不断调整游移，说明中华先祖的活动半径在扩大，对天地空间概念的构建在不断完善，对天之中、地之中及天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，但万变不离其“中”。这是信仰的延续。

　　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，山川莫不以之为中。地球有轴心，宇宙有中心，凡物有内心，肉眼不可见，却无处不在。运动的圆心、旋转的轴心、人体的重心，是变幻空间的中心；中心构成轴心、形成核心，中线是中心的具化，中轴是延伸的、成长的中线，是生机灵动、有生命力度、不断发展的卷轴。“中”形成了对称、对仗，是整齐布局的规则，方位从此清晰，道路从此明确。“中”是空间概念、几何定义，更是时间观念、秩序理念；是物体形态、物质存在，更是精神皈依、心灵指向。“中”是向心力、伸展力的目标，是方向力、引领力的指引，是权威力、统治力的集合，是创造力、战斗力的集成。这是智慧在生根。

　　“中”即是“通达”，上通神灵，下通凡俗，灵性汇通畅达。上有天帝居“天极”，下有帝王居“土中”，从“择中建都”到“择中建宫”“择中建殿”，此为上下相通、天人合一；种子破壳而出，向下生根，向上发芽，此为内外相通，一切从“中”出发。“中”也指地理上的通达，指南指北，辨东辨西，四通八达。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，通过中亚、西亚，通往欧非，沟通中外；海上丝绸之路，从东南沿海出发，远渡重洋；茶马古道从云南西双版纳、普洱和四川雅安、陕西汉中出发，走青藏高原，连通南亚；万里茶道从福建崇安出发，携鄂南羊楼洞的青砖茶、福建武夷山的岩茶、湖南安化的黑茶，到蒙古国、俄罗斯，一路飘香；古蜀道从川渝出发，经陕甘通往印度，打通西南；长江万里，黄河九曲，大运河连通南北，国道纵横驰骋。人走八方，物流天下。有道路的畅达，才有心灵的通达。这是文化在行走。

　　“中”即是“家园”。甲骨文里的“中”，原本是部落氏族的旗帜，竖立在聚落的中心，民众望之而趋附。立帜为中，天下归心。从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、6000年前的陕西姜寨等聚落遗址，河南巩义双槐树、登封王城岗、新密新砦、偃师二里头、郑州大师姑等夏朝遗址，到郑州商城、偃师商城、殷墟遗址，再到西周丰镐宗周、东周洛邑成周遗址，秦代的咸阳、汉唐的长安和洛阳，都是曾经的家园故国。那里有城址、宫殿基址、墓葬、青铜器和玉器、陶器、刻画符号和文字，那里有原始的农业经济、生产工具和贫富差异、阶级分化，那里有象征王权的玉戈、玉钺、玉戚、玉牙璋，以及军队、兵器、城防设施，见证了从以祭祀为中心的古国时代、王权军权为中心的王国时代，到天下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发展。这是思想在成长。

　　“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”。中华大地幅员辽阔，从中原腹地到西域荒漠，从京畿重地到边陲小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“大一统”观念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。天下一统理念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，国土不可分；平在四方、稳在中央，国家不可乱；多元一体、中华一家亲，民族不可散；后浪推前浪，陈叶培新叶，文明不可断半岛全站平台。公元1771年，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，为反抗沙俄压迫，毅然开始了东归清王朝的史诗般历程。他们挈妇将雏、扶老携幼，向着东方，向着祖邦，踟蹰前行。一路上缺衣少食，饮冰餐雪，屡遭强大的沙俄、骠悍的异族围追堵截，战死、饿死、病死无数。17万人浩荡出发，历时8个月、行程上万里，到达新疆伊犁河畔时，只剩下衣衫褴褛、伤痕累累、泪眼巴巴的7万人。泪血铺就回家路，一枕长哭痛断肠。家园犹在，故土不弃，心便有归宿。这是乡愁在奔走。

　　“中”是天地之中，也是文化的中心。在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《淮南子》的记述里，远古的昆仑山曾是“万山之祖”“天地之中”“天之中柱”“地之中央”，是伏羲、女娲、炎帝、黄帝开辟的家园，是周穆王和西王母对歌对诗、赠丝赠玉的瑶池。在西出阳关、戈壁茫茫的丝路上，敦煌是文化的中心、文明的驿站，中华文化、古印度文化、古希腊文化、文化在这里推杯换盏，各种宗教在这里共赴盛宴。这是文明在交融。

　　当今中国，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，是中华儿女心系之地。中国公路“零公里点”标志，坐落在广场正阳门前的中轴线上，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，代表4个方向、28颗星宿，64个方位。这里是辐辏中国的中心，中国干线公路起点从此有了象征性的标志，通都大邑、偏远村镇从此知道自己的位置，高速、国道上飞驰的汽车从此记住了自己的里程。丝路迢遥，千年同风；海外撤侨，万里归途。所有的指针，向着家的方向。这是祖国在心中。

　　取意秉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公理”，是公平、公正、公道的总和。“秉中”，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法则。

　　《尚书》曰，“允执厥中”，“中”是帝王之道；殷墟卜辞中，商王居“中商”而立，有高于四方之意，有中兴殷商之寓，中国第一部辞书《尔雅》中“殷”即有居中之意；周文王告诫儿子周武王，《易经》的核心是“求中”；周成王向天祷告，“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，身居中央之土，当为天下之民；《论语》曰，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，北辰居其所，众星参北斗，以之为中；《左传》曰，“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”，“居中”“秉中”“求中”是为政的核心观念；儒家的“守中”也通墨家的“节用”，告诫福不可享尽、利不可占尽、话不可说尽、势不可用尽；时运否极泰来，人生苦尽甘来；执两用中，无过无不及，守中而致和。这是治世之要诀，也是人生之秘籍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公正”。晋朝《傅子》曰，“夫有公心，必有公道”，有公道才能有好的制度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，“公则天下平”。天下为公，万物并育生发，天地并行不悖。民为邦本，中正才是本；为政以德，“中”即是正；自强不息，强在心中；厚德载物，道在德中；讲信修睦，“中”即是诚；亲仁善邻，内有仁而外有德，德不孤则必有邻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中和”。《中庸》曰，“喜怒哀乐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。只有“执两用中，守中致和”，才能行稳致远。《尚书》曰，“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”，以“中和之道”教育民众。《管子》曰，“畜之以道，和；养之以德，合”，强调和合并举。遵中华之正统为“中”，守正即是“守中”；融各文化之优长以“和”，求和就是追求多元一体，寻找最大公约数。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”，是中华民族的和合观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融合”。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，北魏洛阳城、金朝汴京城，以及作为金中都、元大都、清都城的北京城，承袭了汉民族《考工记》的“中和”理念。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清朝时乾隆皇帝以“中华统绪不绝如线”的理念重修以祭。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，历代帝王庙选择188位圣贤帝王入庙供奉。这其中，既有三皇五帝，有汉民族帝王，也有鲜卑族的北魏皇帝、契丹族的辽皇帝、女真族的金皇帝、蒙古族的元皇帝、满族的清皇帝。君不分族，皆为正统；民不分家，皆为兄弟。从地域上合、从民族上合、从语言上合，有与无相生、难与易相成、长与短相形、高与下相倾、音与声相和、前与后相随，是“和”与“合”的过程。生物具有多样性，文化富于多元性，相和相生，同则不济。“秉中”还须“惟新”“日新”，旧邦新命，邦命方长；不守正道，无以创新；守不住“中”，也创不了新。求和方能求同，求同还须存异，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，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这是“致中和”。

　　譬如节气，中国先用长期积累的认知，提出二十四节气。以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表征季节变化，以小暑、大暑、处暑、小寒、大寒表征气候变化，以雨水、谷雨、白露、寒露、霜降、小雪、大雪表征天气现象，以惊蛰、清明、小满、芒种表征物候现象，由此培育出农耕文明特点的节气文化。春种夏忙，秋收冬藏，是四时之和谐；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是长治之和谐。应时而至的节气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建筑，是关于线条和色彩的艺术。无论是横直、方圆、长短，还是高低、粗细、繁简；无论是梁、柱、脊、枋、檐、斗拱，还是基础、框架、廊道、城墙；无论是宫殿庙堂、亭台楼阁，还是街弄里坊、道路城壕、中心轴线，都是线条的交叉、穿透、聚散，是形体的组合、聚合、集合，是色彩的明示、搭配、呼应，装饰的是美，支撑的是力。美轮美奂的建筑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书法，中锋取质、侧锋取妍，亦中亦和。笔下中锋才有势如破竹，力透纸背才能入木三分，间架结构与布白章法都是风景。白纸黑字，写尽万千世界，书法是富有表现力的艺术，讲求协调、和谐、平衡、匀称，讲究动与静、大与小、宽与窄、粗与细、庄与谐、收与放、疏与密、浓与淡的互倚相谐，锋芒与圆润兼有，浓墨与飞白并用，提按有节奏，运笔有旋律，既端正大方又灵动多变，既飞流直下又圭角不露。“中”是精神的骨架，“和”是艺术的翅膀。雄健葳蕤的书法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音乐，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”，以和谐为“中”。《周礼》主张，要用音乐所表现的“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”6种道德来教化人，用不同的音棰，敲击不同的心弦；《淮南子》认为，音乐能使君臣和睦、父子亲近；朱熹注《尚书》则曰，音乐能“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养其中和之德”。孔子拜师于苌弘、闻《韶乐》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感受舜帝的崇高风范；求教于师襄、听《文王操》，仰望周文王的伟岸形神。欣赏天籁，远离杂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乱世之音怨以怒，亡国之音哀以思，要使不“怨”不“哀”，唯有“中和”。五音之中，“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”，刘歆曰，“宫者，中也，君也，为四音之纲”。孔子主张远离郑、卫两国的乱世之音，荀子主张“贵礼乐而贱邪音”，两者强调礼乐为“中”。健康美妙的音乐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中医，调理经脉、气血、精神，是“治心”。中医学原理把人的五脏作为系统中心，把人的六腑、五体、五官、九窍、四肢百骸等器官组织作为系统，构成一个表里关联、上下沟通、标本相关、彼此作用的整体；用望、闻、问、切等诊法，分析病因、辨清性质、确定治疗方法，体现了联系性、整体性和辩证法。中医理论所蕴含的“精气学说”出自《黄帝内经》，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，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动力；“气得其和则为正气”，提振人的“精”“气”“神”，这是对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；其“阴阳学说”则来自《易经》。这种对立统一，可以相互依半岛全站平台存、相互作用、相互转化，故曰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”，深化了古代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；其“五行学说”源自西周末年的“五材说”，用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“相生”“相克”“相乘”“相侮”的原理，考察人的五脏六腑、五体五官五表等，这是对古代哲学关于物质运动、变化规律等观点的应用。中医的诊法指向“中”，疗效为了“和”；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，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和文化自信。博大精深的中医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分寸”。这是取材的尺度，更是治世之道。《新语》云，“屈申不可以失法，动作不可以离度”，此“法”与“度”，便是“秉中”。“中庸”之“中”，是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，恰到好处；“中庸”之“庸”，是平平常常，自自然然，切合实际，易于施行。孔子认为，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”，是最高的道德境界；程颐认为，“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，强调“中”是认识、改造世界的定理；《诗经》曰，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”，京师大邑那恭敬和谦的模样翼翼然，是天下都邑效仿的榜样。“中”是法则、准则、标准，是规律、规范、规制，是对公利与私利、整体与个体、大局与局部的衡量和把握。周敦颐认为，“优柔平中，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，治之至也”，主张非暴力、非极端；《淮南子》曰，用人像用材，“大小修短”“规矩方圆”“殊形异材”各有所用。君子当“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止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”，这“七可二有”，是为人处世的分寸尺度。“中庸”是“执两用中”，而不是“执一”“执端”，更不是平庸浅俗。“折衷”“调和”是对中庸的误读，“不讲原则”“不分是非”是对中庸的曲解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诚信”。“中”有内部、内心之意。《周易》曰，“有孚中行”，即要施信于人、持守中道。此“孚”，乃信用、信服、诚信之意。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，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，像圣人一样，“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”。天地讲诚信，“四时不悖”；日月讲诚信，“昏明在常”；君王讲诚信，“万国以安”；诸侯讲诚信，“境内以和”；君子讲诚信，“厥身以立”。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是最高境界。

　　取意奉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大道”“公道”“道义”。“奉中”，是对“道”的遵从与敬奉。

　　“地中”“土中”“天地之中”，是“中国”的由来。古之王者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，择国之中而立宫，择宫之中而立庙，这是替天行道、主宰万物、协和万邦的至尊之位。居中央以治四方，柔远怀迩，万邦臣服。从夏朝到清朝，“中道”观源远流长、代代相传。典籍载有“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服”；尧帝传位于舜帝，告诫其“执中”“守中”；舜帝传位于禹帝，告诫其“允执厥中”；周文王留给周武王的遗嘱，名为《保训》，通篇贯穿一个“中”字。“中”一直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理念。

　　纵观历史，奉“中道”者兴，弃“中道”者衰，逆“中道”者亡。是故，《中庸》曰，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；“天地之道，帝王之治，圣贤之学，皆不外乎中”。中国古典哲学的至高范畴是“道”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“道”字出现70多次。“道生万物”“道法自然”，突破了商周时期天命神学的桎梏，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存在的真谛；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”，指明了道之高境、善之本性；“无为而无不为”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标注了修身治身、成就天下的品格。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”，在这里，“中”是“空虚、无为”。为民则不唯争、不妄为，为官则不使民争、民盗、民乱、民怨。世之美丑、有无、贵贱、难易、阴阳、先后、长短、大小、高下、生死、胜败、亲疏、刚柔、强弱、福祸、荣辱、善恶，相形相倾、相生相克、相反相成，皆有“道”在其中。

　　中华文化指向广阔、内涵丰富且特征明显。“讲仁爱”讲的是公平，“重民本”重的是根本，“守诚信”守的是道义，“崇正义”崇的是公正，“尚和合”尚的是中和，“求大同”求的是和谐。孔子的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；孟子的仁政与王道、民贵君轻、重义轻利；董仲舒的“大一统”“天人感应”“以德治国”；张载“横渠四句”的天地之心、生民之命、往圣之绝学、万世之太平；朱熹的“穷天理，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事故”；陆九渊的“心即理”，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，都是道中之“道”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理论家、哲学家在“道”上探寻前行之路、找寻思想之宝。

　　对公道的倡导、对公众的尊重、对公利的维护、对公序的遵循，是“道”的追求、“德”的要求。大道至善，善不论大小，中正维纲，衡仪左右。《礼记》曰，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性是本质存于“中”，道是天性发于“中”，教是自修守于“中”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明德为要，修身为本，修身的关键在“守中”，“守中”是“行道”的前提。

　　万物皆有“道”。建筑是载人之物，更是载“道”之体。作为礼乐、礼仪、礼制的重要标志，中轴线是礼乐文明的显示。北京中轴线规模气势恢宏、空间序列分明、景观秩序井然，是凝固的旋律、和谐的曲调，彰显了中国式的美学精神和“中”的理念。

　　建中立极，天下归心。几百年来，北京中轴线亲历了许多政治景象、文化现象、文明气象，见证了许多改变中国、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件，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变革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历史进程，是世界历史的轴线、人类文化的坐标之一。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，昭示了国之大道、人间正道。

　　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，在北京中轴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它从尧舜禹、夏商周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读到中华民族灿烂悠长的人类史、文化史、文明史，体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；它从智慧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科学思想、哲学思想、美学思想的萌芽和成长，感受到中华先民守正不守旧、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；它从融合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看到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、各民族兄弟走到一起的过程，看到古老的中国，一统是目标、统一是信念，体悟中华文明的统一性；它从多元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回望各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景，回望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；它从和合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的力量、合作的力量，欣赏到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的景象，认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、人类发展的贡献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。

　　百川东到海，万径总归中。大路朝天，大道在心，人人心里有“中”字，中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

　　从左至右分别为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中的“中”字。资料图片

　　如果让你说出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字，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，各有所钟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文字浩如烟海，这不足为怪。

　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，把世界目光吸引到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、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。那历史的如椽之笔，饱蘸古墨，以遒劲不衰的中锋，在原本是幽燕荒野、华北水乡的北京，工整肃然地镌刻下一个大写的“中”字。在凝视这个伟大创意时，不能不思考，何以为“中”，“中”为何意？为什么说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？

　　北京中轴线，是古代中国在建设史和建筑学上的贡献。从穴居、巢居到地面筑屋，从散居到聚居，从聚落中心线到城市中轴线，世代中国人巧用自然、接续勉成。中轴线蕴含天人相通的哲学思想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、规整平衡的总体布局、规范有序的形制法式、独特细致的风格呈现、和合相谐的系统构成，是建筑学上的经典范本。

　　今天的“中”字，笔简意赅，却意涵有力。甲骨文的“中”字，形如旌旗直立在木杆上，上下旗面之间，留有一方缺口，示意为“中间”。《尔雅》未列专解，但释义中多处用到，为“其中”“内部”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，“中，内也。从口，上下通”，古义有以下通上、由外通内，以及“日午”之意。《康熙字典》里的“中”，还有中正、中的；成功、告成；应合、遭遇、要领等含义。其语义发展至今，既是一个时空、地理概念，也是一个哲学、实践概念。

　　取意居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中心”，是天地之中、万物之心。“居中”，是文明的萌芽、“中国”的源起。

　　南北何以为界，东西何以两分？“五方”以什么为圆心，“六合”靠什么分辨其位？天圆地方、四面八方离不开这个“中心”。《史记·集解》曰，“帝王所都为中，故曰中国”；“何尊”有铭文曰，“宅兹中国”；《诗经》曰，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”；《尚书》《逸周书》载，“大邑”“土中”，以及“地中之国”“地中之都”等，这是“中国”的由来。国家要有国都，空间要有重心，群体要有中心。“中心”观念、“中国”意识，是邦国、国家形态出现的前提。这是观念在发芽。

　　中国先民的“求中”意识，是一种信仰。4300多年前，是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过渡期。考古认为，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，很可能是尧的都城。尧帝通过圭尺、立表测量太阳的影子，确定这里是“地中”，于是建立了都城。这里的宫城、外城、城垣、城门、道路、功能区的布局表明，尧都是国家的雏形，是“最初的中国”。《清华简》载，舜帝“求中”于“鬲茅”，即今历山，设舜都；禹帝则“求中”于今郑州登封嵩山的王城岗，设为禹都。考古工作者在嵩山附近还发现，夏商在此附近建都众多，如巩义双槐树遗址、新密新砦城址、偃师二里头遗址等。商代的君王上甲微重新勘测，也认为“地中”为嵩山。西周王朝择丰镐为中，东周王朝选洛邑为中，以“中”建都。春秋时期，河南濮阳、山东定陶一带，因“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”，被认为“陶为天下之中”。秦汉时期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，秦汉、唐宋相继在咸阳、长安（今西安）、洛阳、开封一带建都，继承了“择中建都”的原则。金中都建于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因为金人认为“燕京乃天地之中”，也从此奠定了元、明、清定都北京的基础。几千年来，“地中”不断调整游移，说明中华先祖的活动半径在扩大，对天地空间概念的构建在不断完善，对天之中、地之中及天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，但万变不离其“中”。这是信仰的延续。

　　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，山川莫不以之为中。地球有轴心，宇宙有中心，凡物有内心，肉眼不可见，却无处不在。运动的圆心、旋转的轴心、人体的重心，是变幻空间的中心；中心构成轴心、形成核心，中线是中心的具化，中轴是延伸的、成长的中线，是生机灵动、有生命力度、不断发展的卷轴。“中”形成了对称、对仗，是整齐布局的规则，方位从此清晰，道路从此明确。“中”是空间概念、几何定义，更是时间观念、秩序理念；是物体形态、物质存在，更是精神皈依、心灵指向。“中”是向心力、伸展力的目标，是方向力、引领力的指引，是权威力、统治力的集合，是创造力、战斗力的集成。这是智慧在生根。

　　“中”即是“通达”，上通神灵，下通凡俗，灵性汇通畅达。上有天帝居“天极”，下有帝王居“土中”，从“择中建都”到“择中建宫”“择中建殿”，此为上下相通、天人合一；种子破壳而出，向下生根，向上发芽，此为内外相通，一切从“中”出发。“中”也指地理上的通达，指南指北，辨东辨西，四通八达。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，通过中亚、西亚，通往欧非，沟通中外；海上丝绸之路，从东南沿海出发，远渡重洋；茶马古道从云南西双版纳、普洱和四川雅安、陕西汉中出发，走青藏高原，连通南亚；万里茶道从福建崇安出发，携鄂南羊楼洞的青砖茶、福建武夷山的岩茶、湖南安化的黑茶，到蒙古国、俄罗斯，一路飘香；古蜀道从川渝出发，经陕甘通往印度，打通西南；长江万里，黄河九曲，大运河连通南北，国道纵横驰骋。人走八方，物流天下。有道路的畅达，才有心灵的通达。这是文化在行走。

　　“中”即是“家园”。甲骨文里的“中”，原本是部落氏族的旗帜，竖立在聚落的中心，民众望之而趋附。立帜为中，天下归心。从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、6000年前的陕西姜寨等聚落遗址，河南巩义双槐树、登封王城岗、新密新砦、偃师二里头、郑州大师姑等夏朝遗址，到郑州商城、偃师商城、殷墟遗址，再到西周丰镐宗周、东周洛邑成周遗址，秦代的咸阳、汉唐的长安和洛阳，都是曾经的家园故国。那里有城址、宫殿基址、墓葬、青铜器和玉器、陶器、刻画符号和文字，那里有原始的农业经济、生产工具和贫富差异、阶级分化，那里有象征王权的玉戈、玉钺、玉戚、玉牙璋，以及军队半岛全站平台、兵器、城防设施，见证了从以祭祀为中心的古国时代、王权军权为中心的王国时代，到天下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发展。这是思想在成长。

　　“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”。中华大地幅员辽阔，从中原腹地到西域荒漠，从京畿重地到边陲小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“大一统”观念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。天下一统理念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，国土不可分；平在四方、稳在中央，国家不可乱；多元一体、中华一家亲，民族不可散；后浪推前浪，陈叶培新叶，文明不可断。公元1771年，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，为反抗沙俄压迫，毅然开始了东归清王朝的史诗般历程。他们挈妇将雏、扶老携幼，向着东方，向着祖邦，踟蹰前行。一路上缺衣少食，饮冰餐雪，屡遭强大的沙俄、骠悍的异族围追堵截，战死、饿死、病死无数。17万人浩荡出发，历时8个月、行程上万里，到达新疆伊犁河畔时，只剩下衣衫褴褛、伤痕累累、泪眼巴巴的7万人。泪血铺就回家路，一枕长哭痛断肠。家园犹在，故土不弃，心便有归宿。这是乡愁在奔走。

　　“中”是天地之中，也是文化的中心。在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《淮南子》的记述里，远古的昆仑山曾是“万山之祖”“天地之中”“天之中柱”“地之中央”，是伏羲、女娲、炎帝、黄帝开辟的家园，是周穆王和西王母对歌对诗、赠丝赠玉的瑶池。在西出阳关、戈壁茫茫的丝路上，敦煌是文化的中心、文明的驿站，中华文化、古印度文化、古希腊文化、文化在这里推杯换盏，各种宗教在这里共赴盛宴。这是文明在交融。

　　当今中国，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，是中华儿女心系之地。中国公路“零公里点”标志，坐落在广场正阳门前的中轴线上，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，代表4个方向、28颗星宿，64个方位。这里是辐辏中国的中心，中国干线公路起点从此有了象征性的标志，通都大邑、偏远村镇从此知道自己的位置，高速、国道上飞驰的汽车从此记住了自己的里程。丝路迢遥，千年同风；海外撤侨，万里归途。所有的指针，向着家的方向。这是祖国在心中。

　　取意秉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公理”，是公平、公正、公道的总和。“秉中”，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法则。

　　《尚书》曰，“允执厥中”，“中”是帝王之道；殷墟卜辞中，商王居“中商”而立，有高于四方之意，有中兴殷商之寓，中国第一部辞书《尔雅》中“殷”即有居中之意；周文王告诫儿子周武王，《易经》的核心是“求中”；周成王向天祷告，“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，身居中央之土，当为天下之民；《论语》曰，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，北辰居其所，众星参北斗，以之为中；《左传》曰，“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”，“居中”“秉中”“求中”是为政的核心观念；儒家的“守中”也通墨家的“节用”，告诫福不可享尽、利不可占尽、话不可说尽、势不可用尽；时运否极泰来，人生苦尽甘来；执两用中，无过无不及，守中而致和。这是治世之要诀，也是人生之秘籍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公正”。晋朝《傅子》曰，“夫有公心，必有公道”，有公道才能有好的制度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，“公则天下平”。天下为公，万物并育生发，天地并行不悖。民为邦本，中正才是本；为政以德，“中”即是正；自强不息，强在心中；厚德载物，道在德中；讲信修睦，“中”即是诚；亲仁善邻，内有仁而外有德，德不孤则必有邻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中和”。《中庸》曰，“喜怒哀乐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。只有“执两用中，守中致和”，才能行稳致远。《尚书》曰，“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”，以“中和之道”教育民众。《管子》曰，“畜之以道，和；养之以德，合”，强调和合并举。遵中华之正统为“中”，守正即是“守中”；融各文化之优长以“和”，求和就是追求多元一体，寻找最大公约数。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”，是中华民族的和合观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融合”。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，北魏洛阳城、金朝汴京城，以及作为金中都、元大都、清都城的北京城，承袭了汉民族《考工记》的“中和”理念。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清朝时乾隆皇帝以“中华统绪不绝如线”的理念重修以祭。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，历代帝王庙选择188位圣贤帝王入庙供奉。这其中，既有三皇五帝，有汉民族帝王，也有鲜卑族的北魏皇帝、契丹族的辽皇帝、女真族的金皇帝、蒙古族的元皇帝、满族的清皇帝。君不分族，皆为正统；民不分家，皆为兄弟。从地域上合、从民族上合、从语言上合，有与无相生、难与易相成、长与短相形、高与下相倾、音与声相和、前与后相随，是“和”与“合”的过程。生物具有多样性，文化富于多元性，相和相生，同则不济。“秉中”还须“惟新”“日新”，旧邦新命，邦命方长；不守正道，无以创新；守不住“中”，也创不了新。求和方能求同，求同还须存异，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，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这是“致中和”。

　　譬如节气，中国先用长期积累的认知，提出二十四节气。以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表征季节变化，以小暑、大暑、处暑、小寒、大寒表征气候变化，以雨水、谷雨、白露、寒露、霜降、小雪、大雪表征天气现象，以惊蛰、清明、小满、芒种表征物候现象，由此培育出农耕文明特点的节气文化。春种夏忙，秋收冬藏，是四时之和谐；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是长治之和谐。应时而至的节气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建筑，是关于线条和色彩的艺术。无论是横直、方圆、长短，还是高低、粗细、繁简；无论是梁、柱、脊、枋、檐、斗拱，还是基础、框架、廊道、城墙；无论是宫殿庙堂、亭台楼阁，还是街弄里坊、道路城壕、中心轴线，都是线条的交叉、穿透、聚散，是形体的组合、聚合、集合，是色彩的明示、搭配、呼应，装饰的是美，支撑的是力。美轮美奂的建筑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书法，中锋取质、侧锋取妍，亦中亦和。笔下中锋才有势如破竹，力透纸背才能入木三分，间架结构与布白章法都是风景。白纸黑字，写尽万千世界，书法是富有表现力的艺术，讲求协调、和谐、平衡、匀称，讲究动与静、大与小、宽与窄、粗与细、庄与谐、收与放、疏与密、浓与淡的互倚相谐，锋芒与圆润兼有，浓墨与飞白并用，提按有节奏，运笔有旋律，既端正大方又灵动多变，既飞流直下又圭角不露。“中”是精神的骨架，“和”是艺术的翅膀。雄健葳蕤的书法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音乐，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”，以和谐为“中”。《周礼》主张，要用音乐所表现的“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”6种道德来教化人，用不同的音棰，敲击不同的心弦；《淮南子》认为，音乐能使君臣和睦、父子亲近；朱熹注《尚书》则曰，音乐能“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养其中和之德”。孔子拜师于苌弘、闻《韶乐》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感受舜帝的崇高风范；求教于师襄、听《文王操》，仰望周文王的伟岸形神。欣赏天籁，远离杂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乱世之音怨以怒，亡国之音哀以思，要使不“怨”不“哀”，唯有“中和”。五音之中，“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”，刘歆曰，“宫者，中也，君也，为四音之纲”。孔子主张远离郑、卫两国的乱世之音，荀子主张“贵礼乐而贱邪音”，两者强调礼乐为“中”。健康美妙的音乐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譬如中医，调理经脉、气血、精神，是“治心”。中医学原理把人的五脏作为系统中心，把人的六腑、五体、五官、九窍、四肢百骸等器官组织作为系统，构成一个表里关联、上下沟通、标本相关、彼此作用的整体；用望、闻、问、切等诊法，分析病因、辨清性质、确定治疗方法，体现了联系性、整体性和辩证法。中医理论所蕴含的“精气学说”出自《黄帝内经》，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，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动力；“气得其和则为正气”，提振人的“精”“气”“神”，这是对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；其“阴阳学说”则来自《易经》。这种对立统一，可以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、相互转化，故曰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”，深化了古代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；其“五行学说”源自西周末年的“五材说”，用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“相生”“相克”“相乘”“相侮”的原理，考察人的五脏六腑、五体五官五表等，这是对古代哲学关于物质运动、变化规律等观点的应用。中医的诊法指向“中”，疗效为了“和”；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，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和文化自信。博大精深的中医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分寸”。这是取材的尺度，更是治世之道。《新语》云，“屈申不可以失法，动作不可以离度”，此“法”与“度”，便是“秉中”。“中庸”之“中”，是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，恰到好处；“中庸”之“庸”，是平平常常，自自然然，切合实际，易于施行。孔子认为，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”，是最高的道德境界；程颐认为，“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，强调“中”是认识、改造世界的定理；《诗经》曰，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”，京师大邑那恭敬和谦的模样翼翼然，是天下都邑效仿的榜样。“中”是法则、准则、标准，是规律、规范、规制，是对公利与私利、整体与个体、大局与局部的衡量和把握。周敦颐认为，“优柔平中，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，治之至也”，主张非暴力、非极端；《淮南子》曰，用人像用材，“大小修短”“规矩方圆”“殊形异材”各有所用。君子当“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止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”，这“七可二有”，是为人处世的分寸尺度。“中庸”是“执两用中”，而不是“执一”“执端”，更不是平庸浅俗。“折衷”“调和”是对中庸的误读，“不讲原则”“不分是非”是对中庸的曲解。

　　“秉中”讲求“诚信”。“中”有内部、内心之意。《周易》曰，“有孚中行”，即要施信于人、持守中道。此“孚”，乃信用、信服、诚信之意。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，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，像圣人一样，“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”。天地讲诚信，“四时不悖”；日月讲诚信，“昏明在常”；君王讲诚信，“万国以安”；诸侯讲诚信，“境内以和”；君子讲诚信，“厥身以立”。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是最高境界。

　　取意奉中。此“中”即是“大道”“公道”“道义”。“奉中”，是对“道”的遵从与敬奉。

　　“地中”“土中”“天地之中”，是“中国”的由来。古之王者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，择国之中而立宫，择宫之中而立庙，这是替天行道、主宰万物、协和万邦的至尊之位。居中央以治四方，柔远怀迩，万邦臣服。从夏朝到清朝，“中道”观源远流长、代代相传。典籍载有“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服”；尧帝传位于舜帝，告诫其“执中”“守中”；舜帝传位于禹帝，告诫其“允执厥中”；周文王留给周武王的遗嘱，名为《保训》，通篇贯穿一个“中”字。“中”一直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理念。

　　纵观历史，奉“中道”者兴，弃“中道”者衰，逆“中道”者亡。是故，《中庸》曰，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；“天地之道，帝王之治，圣贤之学，皆不外乎中”。中国古典哲学的至高范畴是“道”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“道”字出现70多次。“道生万物”“道法自然”，突破了商周时期天命神学的桎梏，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存在的真谛；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”，指明了道之高境、善之本性；“无为而无不为”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标注了修身治身、成就天下的品格。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”，在这里，“中”是“空虚、无为”。为民则不唯争、不妄为，为官则不使民争、民盗、民乱、民怨。世之美丑、有无、贵贱、难易、阴阳、先后、长短、大小、高下、生死、胜败、亲疏、刚柔、强弱、福祸、荣辱、善恶，相形相倾、相生相克、相反相成，皆有“道”在其中。

　　中华文化指向广阔、内涵丰富且特征明显。“讲仁爱”讲的是公平，“重民本”重的是根本，“守诚信”守的是道义，“崇正义”崇的是公正，“尚和合”尚的是中和，“求大同”求的是和谐。孔子的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；孟子的仁政与王道、民贵君轻、重义轻利；董仲舒的“大一统”“天人感应”“以德治国”；张载“横渠四句”的天地之心、生民之命、往圣之绝学、万世之太平；朱熹的“穷天理，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事故”；陆九渊的“心即理”，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，都是道中之“道”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理论家、哲学家在“道”上探寻前行之路、找寻思想之宝。

　　对公道的倡导、对公众的尊重、对公利的维护、对公序的遵循，是“道”的追求、“德”的要求。大道至善，善不论大小，中正维纲，衡仪左右。《礼记》曰，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性是本质存于“中”，道是天性发于“中”，教是自修守于“中”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明德为要，修身为本，修身的关键在“守中”，“守中”是“行道”的前提。

　　万物皆有“道”。建筑是载人之物，更是载“道”之体。作为礼乐、礼仪、礼制的重要标志，中轴线是礼乐文明的显示。北京中轴线规模气势恢宏、空间序列分明、景观秩序井然，是凝固的旋律、和谐的曲调，彰显了中国式的美学精神和“中”的理念。

　　建中立极，天下归心。几百年来，北京中轴线亲历了许多政治景象、文化现象、文明气象，见证了许多改变中国、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件，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变革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历史进程，是世界历史的轴线、人类文化的坐标之一。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，昭示了国之大道、人间正道。

　　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，在北京中轴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它从尧舜禹、夏商周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读到中华民族灿烂悠长的人类史、文化史、文明史，体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；它从智慧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科学思想、哲学思想、美学思想的萌芽和成长，感受到中华先民守正不守旧、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；它从融合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看到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、各民族兄弟走到一起的过程，看到古老的中国，一统是目标、统一是信念，体悟中华文明的统一性；它从多元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回望各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景，回望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；它从和合中走来，沿着这条文明线，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的力量、合作的力量，欣赏到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的景象，认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、人类发展的贡献，体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。

　　百川东到海，万径总归中。大路朝天，大道在心，人人心里有“中”字，中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